如果持违反的立场，便自然排斥了遗嘱自由，如果持不违反的态度，便适用遗嘱自由。
但实质推理等均不能回答必然性的问题，而只能提供或然性答案。不存在什么精确的、唯理性的对象，法律者所处理的事务也是，但这不排拒人们当精确地、唯理性地思考它们，这就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官哈斯默尔教授所说的：唯理性地考虑非唯理性之事。
〔36〕参见前引〔34〕，P.Mastronardi，S.171—172。为了区分可直接应用法律与不可直接应用法律这两种情况，我以为，依法律扩张的程度不同分出法律发现与法律适用，对实现这一区分没有意义，不如将法律发现定为不可直接应用法律的情况，不论法律扩张的程度如何，而将可直接应用法律的情况仍称作传统意义上的法律适用。考夫曼秉成了恩吉施这一思想，并上升到法律观层面。1813年巴伐利亚刑法起草人大费尔巴哈说，应禁止对刑法进行解释。目的论限缩、目的论扩张、法律修正、正当违背法律、法律补充等方法，则意在获得相关法律规范。
〔28〕参见前引〔3〕，Kaufmann，S.93—10。人们在法律是人为创制还是在活中发现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目前，关于主审法官的界定尚未完全统一。
联署生效机制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其与承办法官的主责地位联系起来，以及对于存在不同意见的案件如何联署产生结论。出台院庭长带头办案制度，全年院庭长担任审判长或承办人审理案件1407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法院队伍建设过于倚重审判管理的数目字管理模式，表现在对法官业绩、司法能力及晋职晋级等队伍建设内容中，过于参考或引用诸多审判管理的考核评估项目，如结案率、案件发回重审及改判率、调解撤诉率等。重庆五中院被确立为未成年人案件审理试点法院，成为全市唯一被批准设立独立建制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探索"三审合一"工作模式的中级法院。
承办法官在合议庭评议时汇报审查情况及倾向性意见，再由合议庭进行评议裁决。以后者为思路组建的合议庭，审判长与主审法官同一界定，谁担任案件主审法官谁就担任该案审判长。
实质权力完全被未参与审判的主体掌握，形成了典型意义上的"审者不判"现象。二、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措施与成效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后，法院系统针对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命题展开了一系列探索与创新。这种综合试点与单项试点相结合的探索模式，更有利于发挥各地区或各法院所长，灵活地就相关问题迅速探索出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为向全国铺开夯实基础。办案机制的设计与构建都必须围绕上述原则来进行。
目前全国第二批参加试点的11个省区市已经确定并已将各自改革方案报批中央，2015年即将各自推行。正因为承办法官及合议庭尚未享有实质权力，因此根据合议庭评议结论撰写的裁判文书就无法由合议庭签署生效，必须再经院庭长等审判权力的实质行使者审批同意后才能最终对外公布。目前，重庆上述试点法院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在深化审委会制度改革、实行院庭长办案等方面取得较好效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作为一项单独的改革任务加以强调，其中内容包括优化职权配置、完善司法分工制约、加强规范监督水平、完善司法裁决工作机制，以及加强司法公开与司法民主参与程度等方面。
三、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总体方向与思路探讨 从审判权力立场中立性、启动被动性、参与亲历性、运行规范性等基本属性看，要健全其运行机制应当在审判权力统一行使、裁决结论自然生成以及法官职业有序养成等三方面重点着力，以确保"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最终目标得以实现。尽管报告对此着墨不多，但这确是一项自上而下推动的渐进性浩大工程。
以前者为思路组建的合议庭，以审判长为核心形成相对固定的审判团队。裁判文书是代表合议庭一致或多数意见的书面载体。
这样在联署程序中直接体现责任划分与意见倾向，更有利于优化合议庭内部审判权运行。除了进行内部审判工作机制的统一部署性调整外，最高法院还在设立专业法庭及探索法院工作新模式方面作了大胆的外部探索。在审判实践中，规范行使审判权力主要涉及主审法官及合议庭的办案机制，有效形成司法裁决主要涉及裁判文书签发机制，科学评价法官业绩涉及构建法官业绩评价体系。这种情况下，审判长作为结论能否生效的最终决定者，享有实质意义上的审判权力，承办法官与其他合议庭成员都只享有形式意义上的权力。一方面审委会研究个案数量要减少，使其更集中精力于研究疑难法律问题、总结梳理经验。一、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的症结 长期以来备受诟病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现状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审者不判、判者不审
辩论终结即开始终局评议。中国文化只适合建议性陪审团。
对引入陪审制的预期是通过提高司法过程的透明度，增强审判制度的民主性、合法性，因此增强民众对司法裁决的信任。但是，特别应当指出的是， 1928年至1943年间，日本在刑事案件中由被告人选择是否适用陪审团的做法，并非真正意义的英美式陪审团，因为这个陪审团的裁决，对由职业法官作出的有效裁决并无拘束力，因而被日本学者称为提供"参考性"意见的陪审团 ，我在此简称为日本的参考性陪审团。
（三）我国台湾地区的人民观审制 台湾地区一直以来都是由职业法官独立审理案件。台湾司法院司法改革策进委员会于2011年7月26日通过人民参与审判的建议案，探行人民观审制。
该法适用范围相当于死刑、无期徒刑之罪的案件且被告人享有。但由于《陪审法》自身存在的缺失及本国文化特征对国民接受程度的影响，日本陪审制度的作用发挥得并不理想。尽管从英国的情况来看，统计数字显示，陪审团审判在近几年正在逐渐减少，超过95%的案件在没有陪审团的治安法院审判，而大部分（约占60%）在刑事法院审判的案件，被告人作了有罪答辩，因此也没有挑选陪审团。司法院院长赖浩敏在上台之际启动新一波的司法改革，提出建立人民观审制，落实司法为民，重新赢回人民对司法的信任，以便更好实现"干净、透明、便民、礼民、高效"的司法目标。
然而，许多参加陪审的职业律师见证了新的陪审制度在对检察官和法官的行为方面和在提高民众法治意识方面的积极效果。韩国陪审团审判局限于特定类型的刑事案件，并且仅仅依被告人的选择才适用。
俄联邦《刑事诉讼法典》规定，从2003年1月1日起由陪审团取代人民陪审员审理较复杂的刑事案件。日本的"参考性"陪审团在实施之初受到了普通公众和职业律师的支持。
尽管2008年没有达到预期，2009年陪审团审理的案件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韩国陪审团评议是秘密的，陪审员首先讨论被告人是否有罪并试图达成一致裁决。
如果审判长认为恰当，也可由观审员直接进行询问"。举证阶段由检察院负责向法院说明待证事实、举出证据并指出调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法庭适用的法言法语更加精炼，易于民众理解。【内容摘要】在东亚，没有正式的英美式陪审团，但存在建议性陪审团，包括：日本历史上的"参考性"陪审团、韩国的咨询性陪审团、我国台湾地区的人民观审团，建议性陪审团是学习英美式陪审团的结果。
1929年日本适用陪审审判的案件有143件，但以后呈逐年减少的趋势，1938年以降，每年陪审的案件数最多不超过4件，《陪审法》最终于1943年4月终止实施。在战争的形势下，绝大多数超过三十岁的日本男性公民参军了，缺乏陪审员。
法院拒绝陪审团审判的案件中，法院认为76.5%的案件不适合由陪审团审判。由陪审法庭审理的案件，一般为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徒刑的严重犯罪或特别严重的犯罪案件。
（二）韩国的咨询性陪审团制度 韩国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独特的咨询性陪审团制度（consultative jury system）非常引人注目。人民观审制只适用于重大刑事案件。